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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仅是讨论“治大国如烹小鲜”这个概念，可以说秦枫的第一部分已经说透了。
但秦枫的亚圣试，明着是考“治大国如烹小鲜”，实则考的是他对治国理政的理解，甚至可以说，考的是他的成道之基——经世致用。
如果不能理解天道亚圣试的真意，那就绝对不可能做出可以引发天地异象的神作。
对于秦枫现在来讲，勉强过关，就等于没有过关。
必须要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着，才可以写出震惊天下的佳作。
青烟袅袅，已燃尽一半，秦枫却是提笔飞快，开始写第二段落起来。
法虽严尤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道德终究难以替代法律，儒家的治国最后极有可能会变成君主独裁的人治，或是群儒昏昏，和稀泥做烂好人的从众政治。这样一来，即便制定了严苛的法律，在执行上，也会遭到重重阻挠和干扰。
但如果完全抛弃儒家的德治，法条又会变得机械而冷血，难免成为暴君政治。
最关键的是，秦枫根据前世和今生，三世轮回，两个文明的经历，提炼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观点。
所有的法条，最终保护的都是法律制定者所在阶级的利益。
因为有了法律的存在，制定法律者可以堂而皇之地剥夺下层阶级的应得利益，各种权力，甚至是生命。如果各方势力还有所兼顾还好，如果掠下甚重，就会成为剥削下层的恶法。
而“恶法非法”就成为了诸子中反对法治主要论点，站在统治阶层制定的法律就是恶法，恶法不如没有法律！
这样看来，儒家与法家的对立似乎走进了死胡同。儒家的核心观点在于“仁爱”，而“仁爱”要想真正实行，则需要实行“推恩”，也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别人却无动于衷，甚至恩将仇报之事，数不胜数。
这彻底破坏了儒家的规矩。
这就造成了儒家在现实中的薄弱和软肋，也成为了法家用以抨击儒家的工具。
秦枫写到这里，微微停笔，轻叹了一声说道：“所以应该要融入道家的思想，这样的治国之策才能够圆融……”
秦枫提笔继续写道。
所以就应该法德并举，对必须做的事情，或不许做的事情，如孝顺老人，爱护小孩，杀人抵命等等应用“法”加以制约。
同时，应吸收道家无为而治，尊尚天道的特点，杜绝法家“制天命而用之”，什么都想管，什么都想控制的坏毛病，遵循天道规律，顺天意，知天命而用之。
应立法者，必立法，但法不可过细，否则便是违逆天道，过犹不及，必当遭受反噬天谴。
对于法所不能控制的范围，再以“德”加以规劝，以教化提升百姓，尤其是执法者的道德水准。
因为有法可依，执法者可以控制的自由裁量权，就会变得很小，也就可以进一步减少人治中“徇私枉法”和“收受贿赂”的问题。
写到这里，秦枫的第二部分，几乎是将治国中的“德”与“法”，“有为”与“不为”又说得透彻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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