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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命的是，不止农民。就是直接参与生产的匠人、雇工，同样也不符合要求。
塞里斯的工匠有着和农民一样的习惯。相比于英格兰同行，他们的行为方式十分有特色，。
比如，当地人把集体停工歇业的行为称为“叫歇”。在明清时期，这其实是个十分常见的举动。而且，可能是得益于特有的高组织传统，他们很快就发展出了一整套完善的行动方式。
和喜欢打砸机器，捣毁厂房的英格兰工人不同，塞里斯的城市雇工对于生产设备没有太多仇恨。他们更喜欢组织起来，捣毁商人住宅，打砸老板本人。
而且，和欧洲那边的传统方式不同，官府对于这种行为，一直持一种暧昧的态度。哪怕是公认残暴的清朝，对此都是能不管就不管，宁愿装作看不见。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苏州发生了一次波及全城的“叫歇”。从事布匹染色的工匠，因为不满足于过低的报酬，宣布停工歇业。这种行为不知道算不算单纯的“罢工”，因为成千上百的匠人很快集结起来，主动出击，四处抄打染坊老板和包工头。多名商人惨遭殴打，整个行业完全停顿，根本没人敢开工。
按理说，苏州是江南纺织业的中心城市之一，在当时整个世界，都是影响巨大的城市。这种行为，无疑会妨碍生产，影响整个产业链。但官府对此，却始终保持沉默，无论商人们怎么请求，就是不乐意出手。
结果，这一次的抄打事件，前后持续了整整一年。等众人都打够了，官府才姗姗来迟，表示要出面调停。
对于类似的事件，官府的态度也相当统一。官吏并不乐意像商人期望的那样，对叫歇打人的工匠从重处理，而是始终定性为“商匠争端”，最后的裁决往往也是各打五十大板。
这类裁决的案例数量众多，留下非常丰富的记录。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官府出面，要求商人增加工匠的收入，同时也要求工匠不再闹事。
比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造纸业工匠和雇主发生冲突，官府就裁定，工坊主必须给工匠提升待遇，并且如实发放，否则按照应重律，杖八十。工匠也不准再合伙要求涨价，否则按照把持行市律，也杖八十。就这样，实现了字面意义上的“各打几十大板”的警告。
在调停之后，官府不知道为什么，还喜欢刻碑记录，称为“工价碑”。上面会刻上调停结果，并宣布各方都同意遵守，永不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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