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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高层当然要对将会面对多少敌军进行预先的估测，起先就判定秦国最多出兵五万，少的话不会少于三万的预判；至于白翟将会出动多少兵力，由于白翟是游牧族裔的关系，预判会显得更为困难一些，猜测不会低于八万。
当然了，兵力的数量不代表质量，尤其是当前的游牧族裔。
相反，因为诸夏列国的征召对象比较固定的关系，也就是“大夫”、“士”、“徒”这些阶层，他们平时更多的时候是在自我学习与锻炼，某种意义上就是兵员素质的保证。
这样一来，诸夏列国都是使用“正规军”的因素，差距无外乎是哪个国家的军队比较能打了。
在诸夏列国的人口升上去之后，步入宗周王朝的时代，中华与四边戎、狄、夷、蛮的斗争形势出现新阶段，根本因素就在于诸夏列国有“正规军”，其余族裔仍旧是拉壮丁充军的模式，导致异邦再也无力与诸夏苗裔争夺生存空间。
轮到步入战国时代，列国也开始玩全民皆兵那一套，中华与异邦的兵源素质再一次被拉到同一水平，仍旧相同的则是中华在武器装备与文明层次上胜过周边异邦。
该怎么说呢？
诸夏这边使用青铜器的时候，周边异邦还在使用骨器与石器；轮到诸夏这边大量使用铁器，周边异邦还是在使用骨器、石器和少量青铜器的武器；从五胡乱华之后，诸夏文明与异邦的科技差距才被近乎拉平，也就是双方都能大量使用铁器了。
春秋到战国，甚至是两汉，一名诸夏苗裔能够对抗五个异邦，其实是常规操作。原因当然是精神气到武器装备上面的优势。
五胡乱华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则是异族在精神气上领先的时代（南北朝），直至杨坚再次建立汉人的王朝，一度让汉人重拾信心，又到李唐短暂的恢复精神气，李唐后期某败家子彻底玩砸，自此后的两宋真的怂，需要等朱明再次打出汉人的气势。
诸夏漫长的历史之中或许存在屈辱，问题在于没有一个王朝到灭亡都不完整，并且长时间向异族纳贡。
两宋所谓的“岁币”，不管是用什么词句来进行解释与美化，反正它就是纳贡。
这也就导致一个现象，只有东国认可两宋是正朔，其余国家则是认可那一段时间的契丹人或金人建立的政权才是东方大地的正朔。
要是阅读历史会发现，从五胡乱华之后，属于诸夏的文明到精神气方面，至少在尚武方面多少是给歪了，其中包括大量使用番将的杨隋和李唐。
杨隋迫于历史遗留问题，很难不去使用番将。
至于李唐的话，可能是由于李唐皇室的血统问题，也能是海纳百川的气度，反正就是有大量番将手握兵权。
当然也不是李唐使用番将便为错误，凡事总能体现出利弊，不能光看安禄山掀了李唐的桌子，断定李唐的江山就是被番给祸害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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