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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2月7日,星期五。
 离《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开机还有3天。
 确实是已经到了最极限的进组日子。
 “92.3磅!”
 看着秤上面跳出来的数字,一旁的朱颜曼兹脸上顿时露出了一...
 雪落了一整夜,清晨时分才渐渐停歇。林默在工作室的沙发上醒来,身上盖着陈屿不知何时搭上的毛毯。窗外天色灰白,积雪压弯了梧桐枝,偶尔“啪”地一声断裂,惊起几只栖在树梢的麻雀。他坐起身,头还有些沉,昨夜梦里全是张桂兰的声音,一遍遍哼着《我的祖国》,调子走得很远,却温柔得像风拂过耳畔。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殡仪馆打来的通知:张桂兰的骨灰已正式转入长期寄存区,编号B-17,可随时祭拜。
 他洗了把脸,换上一件深灰色大衣,出门时顺手带上了那封母亲的信。地铁站空荡,车厢里人不多,几个老人裹着厚棉衣低头刷手机,一个穿校服的女孩靠着玻璃窗打盹,书包滑到膝盖上。林默望着窗外飞掠的隧道壁影,忽然想起自己十八岁那年也是这样坐着地铁去艺考。那时他还怨恨母亲的缺席,以为那是冷漠,是放弃,是她对自己梦想的否定。如今才懂,有些爱藏得太深,深到连承受的人都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回头看见它静静燃烧的痕迹。
 殡仪馆坐落在城郊山脚下,建筑低矮肃穆,外墙贴着浅灰色瓷砖,院子里种了一排松树,积雪覆在针叶上,像披着银霜。前台工作人员见他出示寄存证,点了点头:“张桂兰女士的格位在二楼东侧追思廊,B区十七号。我们每天早上七点到下午五点开放祭扫,香烛请在门口领取。”
 他拾级而上,走廊极静,只有脚步声轻轻回荡。两侧墙上嵌着无数小格,每个格前都放着一张照片、一束干花或一张字条。有人写着“亲爱的妈妈,我又升职了”,有人贴着全家福,角落里还夹着孩子画的蜡笔太阳。林默走得缓慢,目光一一扫过那些名字??他们曾是谁的父亲、妻子、学生、战友?如今只剩下一个编号,一段记忆,和某个还在为他们流泪的人。
 B-17前,他停下。
 照片是夕阳居时期拍的,张桂兰穿着那件墨绿色旗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笑得眼睛弯成月牙。下面摆着一只陶瓷小碗,里面盛着几颗水果糖,是他上次来时留下的。他蹲下身,从包里取出一只新折的千纸鹤,翅膀用的是母亲信纸的背面。他没说话,只是将纸鹤轻轻放在碗边,又点燃三支香,插进香炉。
 “张阿姨,”他终于开口,声音轻得几乎被寂静吞没,“我昨天梦见您了。您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林秀芬阿姨给您剥橘子,您说‘这丫头手巧’。然后您抬头看见我,招手让我过去,问我:‘片子做完了吗?’”
 他顿了顿,眼眶发热。
 “我告诉您,做完了。没人看也没关系,但它一直在。就像您说的,有些人一辈子都没当过主角,可他们的故事,比所有电影都真。”
 香烟袅袅升起,在冷空气中扭成细丝。他盯着那缕青烟,仿佛能看见它飘向某个看不见的地方,带着话语,带着思念,带着十年护工日记里没写完的夜晚。
 下楼时,他在出口处遇见一位中年女人,正抱着相框发呆。相框里是个穿白大褂的年轻人,笑容灿烂,左胸别着“志愿者”徽章。林默认出那是去年疫情中殉职的一名医护志愿者,新闻报导过他的事迹。
 女人低声对工作人员说:“我想捐一笔钱,设个奖学金,专门给护理专业的贫困生……他生前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别怕脏,别怕累,有人等着你伸手。’”
 林默站在不远处听着,忽然掏出手机,打开邮箱,新建一封邮件,收件人是市老龄办项目负责人。
 >您好:
 >
 >我想补充“记忆守护者”基金的服务范围。建议增设一项“临终陪伴培训计划”,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提供基础心理疏导、沟通技巧与安宁疗护知识培训。经费可从纪录片版权收益中划拨。
 >
 >这些人不需要成为专家,只需要学会一件事:如何安静地坐在一个即将离去的人身边,不打断他的回忆,不纠正他的错乱,只是握着他的手,说一句“我在”。
 >
 >正如一位老人曾对我说:“我不是忘了世界,我只是选择了另一个世界继续等。”
 >
 >此致
 >林默
 发送后,他走出殡仪馆,阳光破云而出,雪面反射出刺目光芒。他眯起眼,掏出录音笔,按下播放键??那是张桂兰最后一次清醒时的录音,林秀芬偷偷录下的:
 “……老周啊,今天院里来了个新护士,长得真像咱们闺女小时候。我跟她说了好多话,她说都记下了。你放心,我没惹她烦。我还给她煮了姜茶,她说暖身子……你说,我是不是还挺能干?”
 声音微弱,气若游丝,却带着笑意。
 林默听了一遍,又按了重播。第三遍时,他跟着轻声念出来,像是在练习某种仪式。
 回到工作室已是午后。陈屿正在调试一台老式放映机,听见门响抬起头:“你去了殡仪馆?”
 “嗯。”
 “知道吗?央视那边来人了,说想做个专题片,叫《被遗忘的名字》。他们看了你给的匿名素材,特别打动,想请你做顾问。”
 林默摇头:“我不露脸,也不参与策划。如果要做,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主角全部匿名处理;每集结尾留一分钟黑屏,只放一段真实录音;拍摄对象必须是仍在岗位上的护工,而不是已经‘被表彰’的人。”
 陈屿笑了:“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我已经替你回了,他们答应考虑。”
 林默走到墙边,看着那张林秀芬的照片。她的眼神依旧平静,像一口深井,藏着太多未曾言说的日夜。
 “你说,我们是不是也在演一场戏?”他忽然问。
 “什么戏?”
 “所有人都是演员。家属演‘你还记得我吗’,医生演‘很快就好起来’,护工演‘我是你丈夫’,连我们拍纪录片的人,也在演‘客观真实’。”林默苦笑,“可偏偏,这场戏里最假的部分,反而最接近真心。”
 陈屿沉默片刻,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一盒录像带,标签上写着“1998?市话剧团年终汇演”。
 “这是我妈最后登台的演出。”他说,“她演一个疯掉的母亲,台词全是错乱的时间和人名。导演本想剪掉,可观众哭了。她说:‘这不是演疯,这是真实的记忆碎片。’”
 两人对视一眼,都不再说话。
 傍晚,林默接到林秀芬电话。
 “新中心明天试运行,你要来看看吗?他们用了你的提案,设置了‘记忆角’??一面墙,贴满了老人和护工的合影、手写信、旧物件。还有个录音亭,可以录下你想对某个人说的话。”
 “我去。”他说。
 第二天一早,他提着一只布包走进重建后的社区记忆康复中心。建筑焕然一新,地面防滑,走廊宽敞,房间配有智能监测系统,墙上挂着大幅认知训练图卡。可真正让他驻足的,是那面“记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