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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里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矛盾点。站在普通老百姓的视角来看，中国对家族垄断的限制无疑是一件好事。因为这至少确保了阶级流通渠道不会被彻底封锁，大家能够在一个相对公平的市场环境中进行选择。但对于田毅和宗庆后这类资本家而言，这种限制就如同在他们头上悬了一把剑，限制了他们进一步扩张的野心，仿佛天花板被压低了一般。
事实上，中国对家族垄断的警惕，并非针对“家族企业”这一形式本身，而是聚焦于“垄断”这个犹如毒瘤般的存在。从法律层面到政策领域，一套严密且层层递进的制度防线早已精心织就，其目的在于确保商业传承始终沿着“公平竞争”的正确轨道稳步前行。
其中，最核心的防线当属《反垄断法》。这部法律明确地将“通过继承取得控制权”纳入“经营者集中”的审查范畴。这意味着，哪怕只是父子之间的股权交接，只要这种交接可能导致某个市场的集中度超过特定阈值（例如单个企业的市场份额超过50%），就必须接受反垄断机构极为严格的审查。以2023年市场监管总局对某食品企业的审查案例为例，就极具典型性。这家历经父子两代人苦心经营打造的零食企业，在通过继承获取了某区域高达80%的坚果供应链控制权后，最终被要求剥离30%的渠道业务。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防止利用传承形成区域垄断”。
而更深层次的约束，则体现在对“社会流动性”的制度守护上。中国的科举制度之所以能够延续千年，其核心就在于它成功打破了“上品无寒门”的阶层固化局面。时至今日，高考制度、创业扶持政策以及反垄断执法等一系列举措，本质上都是这种古老治理智慧在现代社会的延续与升华。例如，针对平台经济的“二选一”禁令，直接有力地打击了那些通过资本优势排除新竞争者的垄断行为；对医药领域“独家品种”的价格管控，有效避免了家族企业通过控制救命药来牟取暴利。这些规则背后的逻辑十分清晰：允许企业和个人通过创造价值来积累财富，但绝不容许财富通过垄断手段实现固化。
这种情况就导致，当个人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为了让后代能够始终站在优势地位，出生就是“人上人”，人性中逐利的一面就会凸显出来。部分人会把资产外迁视为一条后路。这其实就是中国制度对“垄断性传承”的刚性约束，与部分群体“打造家族商业王朝”诉求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所在。
国家一直倡导共同富裕，呼吁企业家们要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然而，企业家同样也是普通人，他们自然不希望自己辛苦积累的资产，最终变成一个被各种限制束缚的“蓄水池”。反观国外，很多经济体允许资本无序扩张，家族可以借助信托、交叉持股等手段，将垄断地位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在那样的环境下，控制媒体就能左右舆论导向，控制能源就能对政策施加影响，控制金融就能轻松收割其他产业。
但在中国，这样的路径从根源上就被坚决堵住了。《反垄断法》不仅对当下的垄断行为进行严格监管，更通过“经营者集中审查”这一有力手段，阻断代际垄断的形成。而共同富裕的政策导向，更是明确划定了“财富不能只在少数人手里循环”的底线。当“靠垄断传承”的道路被彻底封死，部分习惯了“凭借资本优势凌驾于规则之上”的富豪，自然而然会倾向于选择监管更为宽松的环境。
就在此时，游艇二层突然传来女人娇柔的笑声。田毅故意提高音量，好让电话另一端的宗馥莉能够清晰听见：“令尊总骂我是‘资本豺狼’，可豺狼至少还懂得如何保让自己的幼崽雨露均沾。”他示意田薇娅打开保险箱，保险箱内信托凭证相互摩擦发出的细微声音，通过电话清晰地传入宗馥莉的耳中。“你知道为什么达能非要逼着你父亲吗？他们就是怕老头把股权锁进信托！到时候即便娃哈哈被收购，宗家的钱早就通过信托在苏黎世‘生了崽’……”他对着酒杯，脸上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轻笑，继续说道：“你父亲一直维持着父慈子孝的完美人设，可实际上，国内的娃哈哈早已经沦为他的提款机。你虽然是娃哈哈的继承人，但难保不会被当作宗家男性血脉的……”
说完，田毅在传真机上给宗馥莉发送了一份加密文件。每一页纸上都醒目地敲着猩红的“CONFIDENTIAL（机密）”字样。
文件以表格形式呈现：
传统企业模式 信托资本模式 田毅的注解
股权绑定经营权 资产剥离至离岸信托 “企业就像是待宰的羊，而信托才是那守护财富的牧羊犬”
承受政策风险 适用英美法系保护 “还想着当红色资本家？那法院传票寄到伦敦试试？”
资产可被强制执行 信托资产债务隔离 “企业背负的赌债能轻易吞掉生产线，但却吞不掉瑞士金库里的信托资产”
𝙸 𝐵 𝑸 𝙶. v 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