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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为了加强国家力量，在公元前536年，又制定了一套国家法律——刑书，并且把它刻在铁器上。
这样就大大加强了法制，使旧的贵族领主不能按照传统习惯任意解释法律而逃避罪责；新兴的地主阶级也就得到了法律的保障。这对当时的生产发展是有一定作用的。
这些政治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触犯了旧的贵族领主的权势，在子产执政的第一年，他们就编了一首歌谣来咒骂子产。其大意是：
硬逼我把好的衣帽收藏在家，
还硬要把我的田地左编右查。
谁去杀子产啊，
我一定参加！
子产听到以后，不但毫不动摇，反而更加坚决地推行自己的政治措施。
他说：“只要对国家有利，我个人的生死算不了什么。”
这时候，乡村里还常有人聚集在学校里议论国家政治，批评掌权人物。有人就劝子产把乡校毁掉。
子产却说：“应该叫大家批评执政者的好坏。他们说好的，我就做下去；他们说不好的，我就纠正过来。
他们正是我的老师啊，怎么可以把乡校毁掉呢？只有仁爱才可以减少怨恨，威吓是没有用处的。
把人家的嘴堵住，不让人家讲话，就像筑堤防洪一样，一但河水决口，危害就打了，倒不如留个小道让水流出来。所以我听到批评，总当做医治自己毛病的良药。”
在子产执政的第三年，郑国人民中间流行起另一首歌谣，大意是：
我家有子弟啊，子产来教育开导；
我家有田地啊，子产使产量提高。
要是子产去世嘛，谁能像他一样好。
这时候，子产在内政上的各种改革措施，已经巩固地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拥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