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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画面：1976 年 1 月的北京邮电部服务质量处，48 岁的标准化委员会主任老徐正在煤油灯下用算盘核对《1975 年全国邮电服务差异报告》，算珠在 “北方邮件分拣误差率 18%”“南方话务应答超时率 23%” 的数字间跳动。他的办公桌上，来自新疆的 “邮件积压投诉信” 与福建的 “长途电话接线错误记录” 并排摆放，牛皮纸袋上的 “急件” 红章被台灯烤得有些褪色。镜头扫过墙上的全国地图，用不同颜色标注的 “服务盲区” 像未愈合的伤口，与老徐袖口磨破的 “为人民服务” 袖章形成无声的对话。字幕浮现：1976 年初，当邮电服务还带着鲜明的地域烙印，一群穿着蓝布工装的管理者在算盘与电报稿之间编织服务网格。老徐团队用秒表测量接线时长，在邮件分拣场记录包件轨迹，于南北方的服务差异中寻找统一标尺 —— 那些被反复修改的流程图纸、在方言与普通话间转换的服务用语、从边疆到沿海的标准化试点，终将在历史的邮电蓝中，成为新中国通信服务走向规范的第一组标准刻度。】
1976 年 1 月 10 日，邮电部机关食堂的餐桌上，老徐将《邮电服务标准化倡议书》拍在刚打完饭的碗边，26 岁的标准化专员小陈看着油滴在倡议书上晕开，恰好遮住 “统一服务流程” 的标题。“乌鲁木齐的邮件按维语地名分拣，上海按汉语拼音，” 老徐用筷子敲了敲搪瓷饭盒，“毛主席说‘全国一盘棋’，咱们的服务也得有统一的棋盘。” 他的帆布包里，装着三个月走访 23 个省市收集的 67 份基层服务记录，每页都有用不同方言标注的流程差异。
一、分拣场上的流程突围
根据《1976 年邮电服务标准化档案》（档案编号 FW-BZ-1976-01-02），老徐团队的首项任务是制定 “邮件分拣十二步流程”。在郑州邮件处理中心，他发现北方分拣员习惯 “按行政区划粗分”，而南方采用 “按邮编细分”，导致跨区域邮件多次中转。“就像南北方人吃饭用筷子和勺子，” 老徐蹲在分拣场记录包裹轨迹，“得找一双通用的‘服务筷子’。”
1 月 15 日，首次流程研讨会在西安召开。来自新疆的分拣班长买买提提出：“维语地名音译成汉字容易出错。” 老徐立即建议在邮件面单增加维汉双语邮编框，这个细节被写入《少数民族地区分拣规范》。当上海的分拣骨干老王抱怨 “南方雨天多，包裹防潮流程不同”，老徐翻开在广州记录的《防潮操作手册》：“流程可以统一，但工具要分南北 —— 北方用棉毡，南方用塑料布。”
二、话务台上的声音战争
在制定 “长途电话应答规范” 时，团队遭遇 “方言障碍” 难题。老徐在成都话务室发现，本地接线员用四川话转接长途，导致北方用户听不懂。“1950 年进藏部队学藏语，” 他指着话务台上的《普通话培训手册》，“现在接线员得学‘邮电普通话’。” 团队制定 “三必说” 准则：“您好”“请稍等”“再见”，并录制各地方言的辅助应答录音，这个创新后来成为《话务服务语音规范》的核心条款。
更棘手的是应答时长。老徐用秒表测量北京长话局的接线速度，发现少数民族地区因地址翻译耗时，应答时长比沿海慢 15 秒。“不能搞‘一刀切’，” 他在《差异化服务指南》中规定：“民族地区增设‘双语翻译岗’，应答时长放宽至 40 秒。” 这个充满弹性的标准，让乌鲁木齐的维族接线员古丽感动得红了眼眶。
三、柜台窗口的形象暗战
2 月，团队在制定 “营业窗口服务规范” 时，上海局的老周师傅拍着柜台反对：“我们穿蓝工装，新疆穿灰工装，统一成白大褂不接地气。” 老徐没有反驳，而是带着他参观北京王府井邮电局，发现用户更信任着装整齐的营业员。“当年部队整编，军装统一才能打胜仗，” 他摸着新设计的藏青色制服，“邮电制服就是我们的‘服务军装’。”
在设计 “柜台五步法”（迎、问、办、核、送）时，广州局的阿芳提出：“岭南地区习惯双手递物，规范里要加‘双手接件’。” 这个建议被采纳，成为唯一写入全国规范的地域特色条款，而老徐的笔记本里，记满了从 23 个民族收集的服务细节。
四、边疆邮路的标准移植
3 月，老徐带着标准化手册来到西藏林芝，发现当地邮差用牦牛皮袋装邮件，导致雨水渗透。“就像在平原开汽车，到高原得换牦牛，” 他与藏族邮差扎西协商，设计出 “可拆卸防水邮包”，既保留牦牛皮的耐用性，又增加了塑料内衬。这个因地制宜的改进，让《边疆邮路作业规范》充满了泥土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