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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纫机的嗡鸣声在傍晚的窗台下织出细密的网，林丽指尖捏着枚银顶针，将最后一粒盘扣缝进靛蓝土布，那是结婚时的第一件家具，是林丽的最爱。
她腕间的银镯晃过灯影，在衬衫领口勾出半圈月光 —— 那是用批发市场淘来的边角料拼的，袖口滚着碎白花布，针脚比百货公司卖的的确良还齐整。
我套上衬衫时，后颈蹭到她指尖的薄茧，像被春日柳絮轻轻搔了下。“转个圈瞧瞧。” 她跪坐在板凳上，膝盖压住散落的剪报，眼睛亮得像缀着两粒星子。
剪刀 “咔嗒” 咬断线头的声响里，我看见她嘴角梨涡盛着蜜糖，“昨儿见你盯着王姐的新衬衫瞅，就想着攒点碎布给你做件。” 领口的弧度恰好贴着锁骨，袖管长短不多不少，连手肘处的褶皱都熨帖得服服帖帖。
缝纫机台角的搪瓷杯里，晾着她刚泡的槐花蜜，甜香混着布料浆洗后的皂角味，在暮色里酿成暖融融的茧。
五月厂区家属院的梧桐开得泼泼洒洒，我们常坐在梧桐树下分食一碗馄饨。她总把漂着蛋丝的半碗推过来，自己戳着碗底的紫菜碎笑：“我小时候在东北，冬天就盼着供销社卖冻柿子，咬开个小口嘬糖水，跟这馄饨汤似的甜。”
阳光透过叶隙在她发间跳格子，我盯着她被热气熏红的鼻尖，突然想起初见时她蹲在缝纫机前的模样 —— 碎布在她手里翻成花，剪子尖挑着丝线转个圈，就变出朵立体的栀子花。
我突然明白为何她总在夜里翻出女儿的百日照，用棉线给照片里的小袄绣花边 —— 那孩子眉眼像她，鼻梁却挺得像那个教书先生。
邻里回忆道：“我走的时候，雪下得跟天漏了似的，” 她摩挲着掌心的月牙疤，那是当年拽住民政局铁门留下的，“听说他把女儿送给远房亲戚，换了两袋玉米种。” 北风似乎穿透二十年后的春阳，吹得她肩头微微发颤。
我握住她的手，指腹触到茧下的硬痂，突然想起有次她缝补被炉火烧出洞的被单，也是这样低着头，让碎发遮住发红的眼眶。
有时我会在她裁布时看见恍惚的温柔。她量尺寸的皮尺滑过木板，发出 “嘶啦” 的轻响，像极了女儿小时候啃奶片的动静。“你说现在的小姑娘，还会不会穿妈妈做的花衬衫？”
她举起块印着小鸭子的碎花布，阳光从针眼里透过来，在她掌心投下细碎的光斑。窗外的槐花落了满地，像谁撒了把未融的糖霜，而她指尖的顶针，正把那些结痂的伤疤，慢慢磨成温润的玉。
林丽特别心灵手巧，她能裁裁剪剪，做成好看的衣裳。有一次，她到批发市场买的下的边角料，给我做了一件衬衫，穿在身上别提多合适了。
她笑着说：“外面买的哪有自己做的好，又省钱又舒服。” 我看着她，心里满是感动。那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奢侈品，没有浪漫的约会，但只要看到对方的笑脸，就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
那个槐花飘香的春天，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眼前这个把半碗馄饨推给我的东北姑娘，藏着一段浸透苦汁的往事。
林丽第一次向我袒露离婚的缘由时，我们正坐在厂区家属院的梧桐树下，她用树枝在地上画着歪歪扭扭的小人，声音像是被砂纸磨过：“我前夫是老师，看着文质彬彬的，谁能想到他心里揣着块秤砣。”
产房里的消毒水味混着血腥味，在记忆里发酵成挥之不去的噩梦。女儿出生那天，林丽虚弱地躺在产床上，听到门外传来丈夫的叹息，比窗外的北风还要刺骨。“又是个丫头片子。”
这句话像根锈钉子，生生钉进她的心口。满月酒那天，婆家的红对联映得女儿的小脸越发苍白，前夫当着所有亲戚的面摔了酒杯：“生不出儿子，连个完整的家都给不了。”
林丽说这话时，指甲深深掐进掌心，我仿佛看见那个抱着女儿瑟瑟发抖的年轻母亲。她做出把女儿留给前夫的决定，像是用钝刀剜自己的肉：“我以为把孩子留给他，好歹能读上书。”
可当听说女儿被转手送人，她吓得连夜收拾行李逃离东北，因为眼前的经历太可怕了，谁的父亲有这么狠心！能把自己的亲骨肉送人？连过冬的棉袄都没带。
我握住她冰凉的手，指腹触到掌心结痂的月牙痕，像是摸到了她心上的疤。
我常常想，在这个时代，重男轻女的思想为何还如此根深蒂固？它就像一把无形的刀，斩断了多少亲情，又伤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或许，时间真的能治愈一切，也能改变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
然而，社会上类似的现象依然屡见不鲜。报纸上时不时刊登着弃婴的新闻，大多是女婴；农村里，为了生男孩而超生罚款的家庭不在少数；就连城市里，也存在着性别歧视的现象。
这些问题，就像一块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每个女性的心头。我们该如何打破这种陈腐的观念，让每个生命都能被平等对待？这不仅是我们家庭需要思考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需要面对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