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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布道者带句话，大明的镜子，能照见人心，也能照见粮食——
想让神谕传得远，先让信徒们锅里有米。”
汤若望接过镜片，对着远处的试验田看了看，那里的新稻正泛着绿，忽然明白了什么。
“臣会告诉他们，”
他郑重行礼，
“神国的根基，从来都在田埂上，不在教堂的尖顶上。”
朱有建望着夕阳把两人的影子拉得老长，忽然觉得，所谓“政教合一”，或许本就该是这样——
经文里的慈爱，要能变成仓里的粮食；
权杖上的威严，要能护着田里的耕牛。
至于将来会怎么发展，那是后话了。
至少此刻，威龙正趴在新收的麦堆上打盹，孙云球的镜片里映着饱满的麦穗，汤若望的名册旁堆着刚算好的秋税收支——
这光景，比任何教义都实在。
万历二十九年的深秋，南京聚宝门外的天主教堂终于敲响了第一声晨钟。
利玛窦抚着胸前的十字架，看着前来观礼的礼部官员与江南士子，眼角的皱纹里藏着二十年的筹谋。
从肇庆的草庵到韶州的讲堂，从南京的蛰伏到北京的面圣，这个意大利传教士用钟表、地图与算学敲开了大明的门缝，更将耶稣会的种子埋进了士大夫的书房。
当徐光启在《农政全书》里写下西洋水利之法，当李之藻将《同文算指》呈给万历皇帝，一种新的权力游戏已在大明的朝堂与市井间悄然展开。
耶稣会的传播从不是单纯的宗教热忱。
利玛窦深谙大明的权力规则，他让传教士穿上儒服，将圣经故事译为“西儒”言说，在南京、北京建立的书院里，算学、天文、地理成了吸引士子的诱饵。
那些在科举路上挣扎的寒门学子，突然发现西洋学问能为他们打开另一扇门——
经西洋历法修正的《大统历》让钦天监的官员另眼相看，用西洋几何丈量土地的方法让户部主事刮目相看。
到天启初年，朝堂上已悄然形成“西学党”。
他们未必皆是教徒，却都倚仗耶稣会的资源步步高升。
南京礼部侍郎的案头常摆着葡萄牙神父送来的望远镜，福建巡抚的奏疏里总夹杂着对“红毛夷”（荷兰人）的“客观评价”。
这种渗透如江南的梅雨，细密无声却浸润骨髓。
第一代官员不过是借西学作为晋升工具，半推半就地接受洗礼只为结交人脉；
可到了第二代，那些自幼跟着西洋神父学拉丁文的子弟，早已将礼拜日的弥撒当成了生活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