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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起重光赤奋若年（辛丑年）到强圉协洽年，共七年时间。
世宗孝武皇帝建元元年（辛丑，公元前 140 年）
冬季，十月，汉武帝下诏书要求举荐贤良方正且能直言极谏的人士，他亲自以古今治理国家的道理进行策问，参与对策的有一百多人。广川人董仲舒作答说：“‘道’是通往治理成功的路径，仁、义、礼、乐都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所以圣明的君王去世后，子孙能长久统治，国家安宁数百岁，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劳。君主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定存续的，但政治混乱、国家危亡的却很多，这是因为任用的人不当，所遵循的道路错误，因此政治日益衰败灭亡。周朝的治国之道在周幽王、周厉王时期衰落，并非治国之道消亡，而是幽王、厉王不遵循它。到了周宣王，追思往昔先王的德行，振兴衰颓、弥补弊端，光大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这是日夜不懈推行善政的结果。
孔子说：‘人能弘扬道，不是道弘扬人。’所以国家的治乱废兴在于君主自身，并非上天降命不可更改，而是君主治理举措违背常理，失去了统治的根本。做君主的，要先端正内心，从而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从而端正百官；端正百官，从而端正万民；端正万民，从而端正四方。四方端正，远近没有敢不归于正道的，就不会有邪气干扰其间，于是阴阳调和、风雨适时，万物和谐、百姓繁衍，各种福运之物、吉祥征兆都会到来，王道也就实现了！
孔子说：‘凤鸟不飞来，黄河不出河图，我这一生大概就这样了吧！’这是自悲本可招致这些祥瑞，却因身份卑贱而无法实现。如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处于能招致祥瑞的地位，掌握能招致祥瑞的权势，又具备能招致祥瑞的资质，行为高尚、恩泽深厚，智慧明达、心意美好，爱护百姓、喜好贤士，可称得上是有道义的君主了。然而天地未显响应、美好祥瑞未到，为什么呢？大凡因为教化未立，百姓行为不端正。百姓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不用教化作为堤防，就无法阻止。古代的君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统治天下时，没有不把教化作为首要任务的。设立太学在国都进行教育，设置乡学在城邑施行教化，用仁来感染百姓，用义来砥砺百姓，用礼来约束百姓，所以那时刑罚很轻却没人犯法，是因为教化推行、习俗美好。圣王继承乱世后，会扫除旧迹、彻底去除弊端，重新修明教化并推崇它；教化明确、习俗形成后，子孙遵循，延续五六百年都不会衰败。秦朝毁灭先圣之道，实行苟且的统治，所以仅存在十四年就灭亡了，其遗毒至今未消，习俗浅薄恶劣，百姓嚣顽不驯，抵触冒犯、违背抗拒，衰败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我私下打个比方：琴瑟音调不和谐，严重时必须解下琴弦重新张设才能弹奏；施政不畅，严重时必须变革更化才能治理。所以汉朝得天下以来，一直想治理好却至今未能治好，就是因为应当更化却没有更化。
“我听说圣王治理天下，百姓年少时就学习学问，长大后根据才能授予官职，用爵禄培养他们的德行，用刑罚威慑他们的恶行，所以百姓知晓礼义，以触犯君主为耻。周武王推行大义，平定残贼，周公制作礼乐来文饰；到周成王、周康王时期的盛世，监狱空虚四十多年。这也是教化逐渐推行、仁义流传的结果，并非仅仅靠刑罚伤人肌肤的效果。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效法申不害、商鞅的法令，实行韩非的学说，憎恶帝王之道，以贪婪残暴为习俗，只重虚名不察实际，行善的人未必免罪，作恶的人未必受刑。因此百官都粉饰虚言不顾实际，外表有侍奉君主的礼节，内心却有背叛之意，造假欺诈，趋利无耻，所以受刑的人很多，死者相望，而奸邪不止，这是习俗教化导致的。如今陛下拥有天下，无人不服，却对百姓没有功德，大概是陛下还未真正用心。《曾子》说：‘尊重所听闻的道理，就能高明；践行所知晓的道理，就能光大。高明光大，不在于别的，在于用心罢了。’希望陛下运用所听闻的道理，内心真诚并加以施行，那就和三王没什么不同了！
不培养士人却想求贤，就像不雕琢玉石却想有文采。所以培养士人的大事，没有比设立太学更重要的；太学是贤士的来源，是教化的根本。如今以一郡一国的众多人口来应对，却没有应合策问的人，这说明王道往往断绝了。我希望陛下兴办太学，设置明师，来培养天下士人，多次考问以尽其才，那么英俊之士就可以得到了。如今的郡守、县令，是百姓的表率，是让他们承接朝廷政令并宣扬教化的；所以表率不贤，君主的德行就无法宣扬，恩泽就无法流传。如今官吏既不对下进行教训，有的还不执行朝廷的法令，暴虐百姓，与奸人勾结，使贫穷孤弱的人冤苦失职，很不符合陛下的心意；因此阴阳错乱，凶气充塞，万物不遂其生，黎民未能受惠，都是地方长官不贤明导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