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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壬申年），春天正月乙巳日，梁贵人成功“上位”，被立为皇后。
同一时间，京城闹旱灾，大地干巴巴的，就像被烤过一样。
三月，扬州六郡突然杀出一伙以章河为首的“妖贼”，在四十九个县到处搞破坏，连当地官员都受伤甚至被杀。
庚寅日，皇帝大手一挥，大赦天下，还改了年号。
夏天四月，梁商先是被加封为特进，没过多久，又当上了执金吾，这升职速度，简直像坐火箭。
冬天，耿晔派乌桓的戎末魔等人去突袭鲜卑，大捞一笔后凯旋。但鲜卑哪肯善罢甘休，又跑来辽东属国找事儿，耿晔只好把军队转移到辽东无虑城，准备跟他们干一架。
这时候，尚书令左雄给皇帝写报告说：“以前汉宣帝就觉得，当官的要是换来换去太频繁，老百姓就没法安心过日子；要是能长期干下去，老百姓才能更好地接受教化。哪个官治理得好，就发诏书表扬鼓励，升职加薪，要是公卿的位置有空缺，就按顺序提拔。所以那时候当官的都很称职，老百姓也安居乐业，汉朝的好官，就数那时候最多。可现在呢，管理地方的官员像流水一样换来换去，个个都只看眼前，没人考虑长远。他们把乱杀无辜当成有威风，把拼命搜刮钱财、整治事务当成有本事；反而觉得用心治理地方、安抚百姓的人没能力，奉公守法、按规矩办事的人不会当官。一点点小矛盾，就能让人受髡钳之刑；当官的一高兴或者一不高兴，就能让人丢了命。他们把老百姓当仇人，收税的时候比豺狼还狠。那些监察的官员到处都是，却跟他们穿一条裤子，看到坏事不举报，听到恶行也不调查。只在驿站考察政绩，还要求短期内就出效果。夸人的时候不看人家实际品德咋样，论功劳也不看是不是真有那么大贡献。那些爱吹牛的人反而能得到好名声，老老实实做事的人却被诋毁。有的人犯了罪还装作清高，有的人一看形势不对就赶紧去捞名声。州官也不复查，就争着征召这些人，让他们一下子就升了大官，远远超过其他人。还有的人被调查弹劾、抓起来了，结果跑了不接受惩罚，碰到大赦就赶紧行贿，又啥事没有了，就像把红的紫的都搞混，完全分不清好赖人。所以那些奸诈狡猾的人越来越嚣张，随便就离职或者上任，任命官员跟闹着玩似的，职位空缺动不动就上百个。基层那些小官，职位低、工资少，车马衣服啥的都得老百姓出，廉洁点的勉强够花，贪心的能把家里装得满满当当。各种乱七八糟的征调接连不断，迎来送往花费巨大，既耽误正事又坑了老百姓。社会风气也不好，灾祸也不停，问题就出在这儿。我觉得那些太守、县令之类的官员，要是治理有方，让老百姓得了好处，就直接给他升职，别调来调去的；除非父母去世，不然不能随便离职。要是有人不遵守法律，不执行皇帝命令，就一辈子不让他当官，就算碰到大赦也不行。要是被弹劾后跑了不接受法律制裁，就把他全家迁到边境去，让他长点记性。那些在乡里跟老百姓打交道的小官，都要用品行好、有学问、适合从政的儒生，少收他们点税，给他们加点工资。等他们干满一年，上面的宰府和州郡才能征召举荐他们。这样一来，那些滥用权力、追求虚名的路就被堵死了，虚伪的风气也能杜绝，迎来送往的麻烦事儿少了，乱收费的源头也断了，奉公守法的官员就能好好治理地方，老百姓也都能过上安稳日子。”皇帝听了觉得挺有道理，就重新强调了不能无故离职的规定，还让有关部门好好考察官员治理的真假，看看怎么落实。但这规定对宦官不利，所以最后没能实行。
左雄又接着报告说：“孔子说‘四十不惑’，《礼记》里也说四十岁适合出来做官。我建议从现在开始，孝廉要是不满四十岁，就不能被举荐。被举荐的人都要先到公府，儒生考自家学术流派的知识，文官考写公文的能力，然后把成绩副本送到端门，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真本事，顺便也改善改善社会风气。要是有人不遵守规定，就按法律治罪。但要是有那种特别有才能、品行特别好的人，年龄就不用限制。”皇帝同意了。可胡广、郭虔、史敞却上书反对说：“选拔人才得看才能，不能被固定的制度框住。像陈平的六出奇计，又不是从经学里学来的；郑国子产、东阿王的治理方法，也不是靠写公文。甘罗、子奇被重用的时候，年龄跟四十岁差老远了；终军、贾谊出名的时候，也很年轻啊。从古到今，选拔人才的制度从来没这么大改动过。现在就因为一个人的建议，就要改变老规矩，好处还不明确，大家心里也不乐意。矫正错误、改变常规是大事，却不问问大臣们的意见，也不跟公卿们商量。要是这事儿定下来之后，大家有不同意见，反对吧，朝廷就不好办；同意吧，皇帝命令都已经下了。我们觉得应该把这建议发给百官讨论，看看大家怎么说，然后再决定好不好，仔细听听大家的想法。”皇帝没听他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