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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华阳国志·蜀志》那泛黄的书页，一句“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如同穿越两千年的谜题，在历代学者心头萦绕。“纵目”二字，寥寥数笔，却勾勒出古蜀始祖最神秘的轮廓——是眼球向外凸起如柱，还是眼睑纹路纵向延展？是部落图腾的特殊标记，还是先民对自然的独特观察方式？千百年来，人们只能在文字的缝隙中想象这份古蜀浪漫，直到桂圆桥遗址的一抔黄土里，一件陶制人面残片破土而出，那双向上凸起的眼睛，才让“纵目”的传说，第一次有了触摸得到的温度。
一、《华阳国志》里的“纵目”谜题：文字中的古蜀记忆
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写下“蚕丛纵目”时，或许未曾想到，这四个字会成为后世探索古蜀文明的钥匙。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之一，《华阳国志》以严谨的笔触记录了巴蜀地区的历史、地理与人文，从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开明，古蜀五王的故事在书中代代相传。而“其目纵，始称王”这句记载，既是对蚕丛外貌的独特描述，更暗藏着古蜀部落权力起源的密码。
后世学者对“纵目”的解读，如同在迷雾中探路。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纵”为“南北曰纵，东西曰横”，若按字面意思，“纵目”应是眼睛呈纵向排列——可人类生理结构中，双眼本就是横向分布，何来“纵向”之说？这让不少人怀疑，“纵”或许并非指方向，而是“突出”之意。晋代郭璞为《山海经》作注时，曾提到“蜀王蚕丛，其目纵，是谓蜀侯”，并补充“纵目，言其目突出”，这一说法得到了多数后世研究者的认同。
但“突出”又该如何界定？是像鱼类的突眼，还是如青蛙般的鼓眼？宋代李石在《续博物志》中试图进一步描绘：“蚕丛氏目纵，盖象北斗之形”，将“纵目”与北斗七星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古蜀人对天文的崇拜——北斗七星呈纵向排列，蚕丛的“纵目”或许是模仿星象，象征着“通天神力”。这种解读虽充满浪漫色彩，却缺乏实物佐证，直到近代考古学兴起，人们才开始从地下的文物中，寻找“纵目”的真正模样。
其实，《华阳国志》中关于蚕丛的记载，并非只有“纵目”一处。书中还提到“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教民养蚕”，这说明蚕丛部落最初生活在岷江上游的山区，以养蚕为生，是古蜀农业文明的开创者。而“纵目”作为蚕丛最显着的特征被记录下来，必然与部落的生存环境、文化信仰息息相关。或许，在岷江河谷的险峻地形中，“纵目”是生存的需要；或许，在祭祀天地的仪式中，“纵目”是沟通神灵的媒介；又或许，在部落联盟的竞争中，“纵目”是权力的象征。这些猜想，都在等待一件文物的印证。
二、桂圆桥遗址的陶片：黄土里的“纵目”初影
2009年，考古工作者在四川什邡桂圆桥遗址进行发掘时，一件不起眼的陶制人面残片，让在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这片残片仅有巴掌大小，陶土呈红褐色，表面还带着烧制时留下的细微裂纹，大部分面部轮廓已残缺，只剩下右眼及周围的部分——但就是这只残存的眼睛，彻底颠覆了人们对“纵目”的想象。
这只眼睛并非平面刻画，而是从陶片表面向上凸起，呈半弧形，眼窝深邃，瞳孔处被特意刻出一道凹槽，显得格外有神。考古学家用软尺测量后发现，眼睛凸起的高度约0.8厘米，虽然不如后来三星堆纵目青铜面具那般夸张，却清晰地呈现出“向上凸起”的特征。更重要的是，桂圆桥遗址的年代距今约5000-4500年，恰好与传说中蚕丛部落活动的时期相近，这让不少学者推测：这件陶片，或许就是蚕丛部落“纵目”文化的早期遗存。
为了弄清这片陶片的用途，考古团队对其进行了细致的检测。陶片的质地较为粗糙，表面没有施釉，边缘有明显的切割痕迹，推测是某个大型陶器的局部——可能是祭祀用的陶鼎腹部，也可能是部落首领的陪葬陶俑面部。而眼睛的凸起部分，是用陶土手工捏塑后，再与主体陶片拼接烧制而成，工艺虽简单，却能看出制作者对“眼睛”的重视：他们没有选择写实的手法，而是刻意夸张了眼睛的凸起形态，仿佛要通过这种方式，赋予陶器“看见”的能力。
这片陶片出土的地层中，还伴随有大量的炭化稻谷、蚕茧遗迹以及石斧、石镰等农具，这与《华阳国志》中“蚕丛教民养蚕”的记载相印证。由此不难想象：在五千年前的岷江河谷，蚕丛部落的先民们一边在田地里种植稻谷，一边在房前屋后饲养家蚕，他们用粗糙的陶土塑造出带有“纵目”的器物，或许是在祭祀时祈求神灵保佑庄稼丰收、蚕茧满仓；或许是在部落集会时，将“纵目”作为身份的象征，提醒族人不要忘记始祖蚕丛的庇佑。
桂圆桥陶片的发现，让“纵目”从文字记载的抽象概念，变成了可触摸的实物形象。它不像三星堆纵目青铜面具那般震撼，却更显质朴与真实——那微微凸起的眼睛，或许就是蚕丛部落“纵目”文化的源头，是古蜀先民对始祖形象最原始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