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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大地的西南一隅，成都平原如一块温润的碧玉，镶嵌在群山环抱之间。这片土地不仅孕育了沃野千里的富庶，更沉淀着一段段扑朔迷离却又震撼人心的古蜀历史。在古蜀先王的谱系里，“鱼凫王”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不像蚕丛王那般与“桑蚕”紧密相连，也不似杜宇王那般以“杜鹃啼血”的传说流传千古，他的名字自诞生之日起，便与“鱼”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传说本身，便是古蜀人对鱼敬畏心理的“具象化升华”，是古蜀文明中人与自然共生智慧的生动写照。
典籍中的鱼凫：从文字里打捞古蜀先王的身影
提及古蜀历史，晋代常璩所着的《华阳国志》与汉代扬雄的《蜀王本纪》是绕不开的典籍，它们如同两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古蜀世界的大门。《蜀王本纪》中清晰记载：“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短短数语，勾勒出鱼凫王作为古蜀先王的重要地位，也为我们留下了关于他的关键线索——湔山、得仙道、蜀人立祠。
首先是“鱼凫”二字的解读。从字面意义上看，“鱼”指代水中生灵，“凫”则是我们如今所说的鱼鹰，也就是温江当地人口中的“鱼老娃”，“鱼凫”即“以鱼鹰捕鱼的人”。但在古蜀人的语境中，这两个字绝不是对“渔猎者”的简单称谓，它背后承载着更深厚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信仰。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对自然充满未知与敬畏的远古时代，古蜀人生活在成都平原这片湿地密布、河网纵横的土地上，水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基，而鱼类则是重要的食物来源。谁能掌控鱼类资源，谁就能带领族人在这片土地上活下去，鱼凫王便是这样一位领导者。
他并非普通的首领，而是古蜀人心中“鱼灵”与“人间首领”的完美结合体。人们相信，鱼凫王能够通晓鱼类的习性——他知道春汛来临时，哪些河段的鱼群最密集；明白夏日酷暑时，鱼儿会躲进哪些深潭避暑；清楚秋日水浅时，该在哪些浅滩设置渔网。他更能掌控水域的资源，带领族人疏浚河道、修建简易的水利设施，让水流既能滋养农田，又能为鱼类提供繁衍的家园。在他的带领下，古蜀人不再是被动地等待大自然的馈赠，而是主动地通过捕鱼与农耕获取生存物资，他用自己的智慧，将“人-鱼-自然”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了三者和谐共生的象征。
“鱼凫王田于湔山”中的“田”字，也值得细细品味。这里的“田”并非单纯指耕种农田，结合上下文与古蜀人的生活环境来看，它更可能是“田猎”之意，涵盖了捕鱼、狩猎等获取食物的活动。湔山位于如今的都江堰市境内，地处成都平原西北部，是岷江流经的重要区域，这里水源充沛、鱼类丰富，恰好为鱼凫王带领族人开展渔猎活动提供了绝佳场所。而“忽得仙道”的记载，则为鱼凫王的传说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在远古先民的认知里，伟大的首领往往拥有超越常人的能力，他们的离去也不会是普通的死亡，而是“得道成仙”，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着自己的族人。正因如此，“蜀人思之，为立祠”才显得顺理成章——人们不愿相信他们敬爱的首领就此消失，于是修建祠堂，将对他的思念与感激转化为长久的供奉，让他的精神永远陪伴在族群左右。
考古中的印证：器物上的鱼凫文化印记
历史传说往往不是空穴来风，后世的考古发现，一次次与古蜀传说形成奇妙的呼应，为我们还原鱼凫王时代的风貌提供了实物证据，也让“鱼凫文化”从文字记载走向了更鲜活的现实。
在湔山一带，考古工作者曾发掘出大量商周时期的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各类捕鱼工具与带有鱼形纹饰的器物。这些捕鱼工具包括骨质的鱼钩、石制的网坠、木质的鱼叉等，制作工艺虽显粗糙，却处处透着古蜀人的智慧。骨质鱼钩的尖端被打磨得十分锋利，还带有倒刺，一旦鱼儿上钩，便很难逃脱；石制网坠则被精心打磨成圆形或椭圆形，中间钻有小孔，便于系在渔网边缘，让渔网能顺利沉入水中捕捉鱼群。这些工具的出土，与《蜀王本纪》中“鱼凫王田于湔山”的记载高度契合，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当年鱼凫王带领族人在湔山脚下、岷江之畔捕鱼劳作的场景。
而带有鱼形纹饰的器物，更是将古蜀人对鱼的喜爱与敬畏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出土的陶碗、陶罐上，鱼的形象被刻画得栩栩如生——有的鱼儿摆着尾巴，仿佛正在水中自由游动；有的鱼儿张开嘴巴，似乎在追逐水中的浮游生物；还有的鱼儿与水草纹饰相伴，再现了当时水域中的生态景象。这些纹饰并非简单的装饰，而是古蜀人生活的真实反映，也是他们对鱼充满感恩之情的体现。每一道纹路的刻画，都凝聚着他们对丰收的期盼，对自然的敬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