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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校听明白了，这不就等于是给每个部门安排好项目，定好期限，还要多部门互相监督，动不动就开除你，甚至还要治罪砍头，这可比后世的公务员狠多了。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26章新考成法(第2/2页)
怪不得张居正死后，没有一个人为他发声，万历将他这位老师视为敌寇，大臣们也是纷纷赞同，将新政彻底推翻，导致人息政消。
李邦华亦接言：“今朝廷若欲重振国计，当以江陵遗策为法。臣请陛下：
一则明谕中外，为张江陵平反正名；二则命户部、工部重修黄册、鱼鳞册，逐一丈量田亩，核实赋额。
三则令考成之法再行于百官，使地方不得上下其手，虚报逃避。四则严禁豪强寄籍，抑兼并之风，庶几可救赋役之弊，固社稷之本。”
朱由校闻言，眸光炯炯：“善！张江陵之法，固有失当处，然其大节未可诋毁。朕自当敕谕百官，昭雪江陵，昭示天下—朕不惮行其遗法，重整朝纲！”
说罢，他顿了顿“若国用不充，兵食不继，纵有百万劲旅，何以御敌？若豪强兼并不抑，田赋名存实亡，何以庇民？此皆江山社稷之大患。”
其实从后世的角度来讲，张居正的改革是有些是成功的但也是失败的，就拿考成法来说，那个就相当于现代的KPI考核系统，每年、甚至细化到每个月给每个官员发“任务清单”，而六科给事中就相当于“HR专员”，按月核查，然后内阁再进行复核，如果有官员全年3次未达标，就会被直接开革。
这虽然极大程度的提高了官员的行政效率，但是在古代这个官员一手遮天的时代，不少地方官员为了完成自己的业绩，会采取极端手段。比如为了让自己的“账面数字”好看，往往会层层摊派、加派杂捐，甚至逼迫百姓提前缴纳。就像是后世有些公司为了业绩，年底拼命冲刺、滥竽充数一般。
结果是：一方面，财政收入和军费供应得以充盈；另一方面，基层百姓负担骤增，苦不堪言。
再加上张居正去世之后，朝廷内部党争再起，东林党人视其为“敛财酷吏”，群起而攻之。地方上那些曾被张居正压制的豪强大族，也趁机翻案，指责考成法的严苛与弊端。
于是，考成法虽在短期内收效显著，却也埋下了民间怨愤和吏治浮华的种子。终究，“成效”成了数字游戏，“政绩”成了门面文章。
然而，张居正毕竟看到了明朝财政与兵备的危机，以铁腕整饬，力图挽救颓势。这段历史，既是明代的写照，也是后世官僚体系永恒的困境——如何让考核不沦为表面文章？如何让吏治不成为百姓之灾？
朱由校听罢李邦华、方从哲的奏言，也不免陷入沉思。他知道，若要继承张居正之遗策，既要汲取考成法的长处，也要避免其激化矛盾的弊端。最要紧的，还是守住“为民请命”的初心，不使数字成为压榨百姓的刀。
朱由校沉吟片刻，指出了此政的弊端：
“考成法虽然有助于提高朝堂效率，却也有其流弊。地方官员为了考绩达标，往往铤而走险，搜刮民财，或虚报冒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导致这原本是为督促吏治、整肃朝纲的利器，反倒成了苛政横行、民不聊生的祸根。
“再者，考成法本意在于令吏治有章可循，按月考核、按年定功，六科给事中又时时督察。然因制度过于严苛，稍有差池，官员即有贬黜、罢斥之虞。久而久之，朝野上下，惟恐考成不合，遂生事功浮夸、报喜不报忧之风。政绩虽在纸面光鲜，实则掩盖民间疾苦，酿成了基层官吏的“数字政绩”，而非“民生政绩”。”
朱由校语声低沉，似自言自语：“考成法，犹如双刃之剑。若无良吏奉公，便是酷吏催科；若无圣主明察，便是粉饰功绩。然其初衷，仍为国计民生，不可全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