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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抬起头，声音沙哑：“老师等了一辈子，您想不想看看自己的电影被放出来？”
周文康闭上眼，泪水滑落：“想。哪怕只有一次。”
当晚，剧组临时更改计划，决定就在红星影院举行一场非公开试映。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将《春雷》的剧本口述转录为旁白，配合现存的零散画面与老照片，做成一部十分钟的“概念短片”。
午夜十二点整，灯光熄灭。
胶片转动的声音响起，如同心跳。
当第一个镜头出现在银幕上??一群工人站在工厂门口举着标语，天空乌云密布??周文康突然站起身，颤巍巍地走到银幕前，伸手抚摸那道光影。
“老田啊……”他喃喃道，“我们做到了。”
放映结束，掌声久久不息。
方星河站在人群中央，却没有笑。他知道，这一晚的意义远超一场缅怀。这是反击，是宣告：**有些电影死了，但它们的灵魂一直在等待复活的时机**。
第二天清晨，他接到王滢悦电话。
“陈楷哥住院了。”她说，“不是因为身体，是因为心理崩溃。医生说他连续做了两周噩梦，反复喊同一句话：‘我不是坏人……我不是……’”
方星河沉默许久，才问：“他还说了什么？”
“他说……希望你能去看他一眼。”
他犹豫了整整一天，最终还是买了去大理的机票。
陈楷住在洱海边一所静谧的疗养院里，穿着宽松的棉麻衣裳，背对着湖面喝茶。听见脚步声，他没有回头。
“来了？”声音苍老了许多。
“来了。”方星河坐下。
湖风拂过，水面荡起细纹。
“你知道我为什么打压你吗？”陈楷忽然问。
“因为你害怕。”方星河道，“怕新一代导演不再需要你这套规则。”
陈楷摇头：“不，是因为我曾经也像你一样。”
他缓缓转过身，眼里布满血丝：“1983年，我拍第一部片子时，也被骂‘离经叛道’。那时我有个导师，姓林，是当时最有权势的审查委员。他压了我的片子整整两年，最后逼我删掉十七个镜头，包括主角临死前怒吼‘这世界不该这样’的那一句。”
“所以你也学会了妥协？”方星河道。
“我学会了生存。”陈楷苦笑，“后来我成了‘林委员’那样的人。我以为只要坐在那个位置上，就能保护更多新人。可慢慢地，我发现自己变成了当初最讨厌的那种人。等到我想回头时，已经没人信我了。”
方星河静静听着。
“你赢了。”陈楷说，“不只是电影节，是你让我看见，还有人愿意为一句真话拼命。我不敢说我对得起谁，但我希望……至少别再拖你的后腿。”
方星河伸出手：“那就一起做点事吧。比如，推动建立‘中国被禁电影史料馆’，让所有消失的作品都有归处。”
陈楷怔住，随即笑了，眼角泛泪：“好啊。哪怕只能建一半，也算赎罪。”
离开大理前，方星河去了当地一家老照相馆。他在一堆旧底片中翻找，意外发现一张1987年的合影：田守义、张默言、周文康、林委员（即陈楷的导师），还有几位陌生面孔，站在电影局门前，笑容灿烂。
背面写着一行小字：
>“我们曾相信，电影能改变时代。”
>
>??摄于理想尚存之日
他把照片扫描保存，寄给了每一位参与《囚鸟》制作的人。
附言只有一句：
**“他们失败过，但我们不必。”**
一个月后，《囚鸟》杀青。后期制作期间，方星河做出一个惊人决定：邀请全国百所高校电影系学生参与配音与配乐创作。他提供原始素材，不限风格，唯一要求是??**必须真诚**。
结果收到三千多份投稿。有人用电子合成音重现八十年代广播腔，有人采集街头噪音编成节奏，更有学生将祖辈口述的历史录成独白，嵌入背景音轨。
最终版本中，有一段长达五分钟的无声戏，仅靠环境音推进：翻纸声、脚步声、远处孩童嬉闹、广播里模糊的新闻播报……层层叠加，宛如记忆复苏。
威尼斯电影节开幕前三天，安妮小姐送来最终版邀请函。
“他们同意你改题目了。”她笑着说，“演讲主题不再是‘新一代电影人的责任’，而是??”
她顿了顿，念出那行字：
**“当沉默成为共谋，说话就是革命。”**
方星河站在机场安检口，回头望了一眼北京的晨光。
行李箱里装着《囚鸟》母带、周文康的手稿、张晓禾提供的影像、陈楷签署的史料馆筹建意向书，以及那张泛黄的合影。
他知道，这一去不只是参展，而是一次宣示。
飞机起飞时，他戴上耳机，播放《囚鸟》原声带的第一首曲子??由一百二十位不同演奏者远程合奏的《光comingthrough》。
第一个音符响起的瞬间，舷窗外云层裂开，一道金光倾泻而下，正好落在机翼边缘，如同点燃的火焰。
他闭上眼，轻声说：
“老师，我带着您的光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