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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扬本来遗憾没读南齐史，失了天眼优势，听了宝月的话，突然对自己执着寻求历史定局的想法暗生警惕。
有了自己穿越，搅动荆州，蝴蝶效兴许已经开始，不说其他，就说古文尚书辨伪和收复蛮部一事，不就是原定历史上没有的吗？一事变，百事迁，历史说不定已经暗中分出一条新线，《易》云：“变则通，通则久。”又言“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若执着于依仗历史定局，不仅容易形成依赖，惰我心智，钝我机变，更易缘木求鱼，画地为牢！
若不能随势应变，只着眼以所知原时空的史事谋利，就是直接被带到沟里，也不是不可能。
真正的先机，从来不在历史书中的既定文字，而在足够清醒的洞察与足够明智的决断！
想要求活命，先要求活心。只有心活，才能不困于桎梏、束手束脚。
我既能注六经，则六经亦能注我！
若我智能足，我谋能周，我行能勇，我意能坚，则何必求先知，何必问天意？
与其寻难求之史，不如自己，落笔成史！
王扬一念及此，胸中块垒尽去，对宝月洒然一笑道：
“你不要乱猜，是我糊涂了。你说的是，现在该问荆州的事。”
然后便抛开萧衍，细问怜三关于荆州之乱的具体情形。
宝月见王扬本来愁眉不展，忽然间就豪气顿生，不由得暗暗称奇。
但不管宝月还是王扬自己，都不明白王扬此刻的“念头通达”会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其实王扬想得没错。
历史的确已经悄然改变。
在原来的历史线上，巴东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刘寅领头密告他与蛮部交易兵器，巴东王盛怒之下，斩杀台使官员，仓促应对禁军。虽击败第一波来敌，但却不能改变大局，最后落得一死。
（唐时修的《南史》对巴东王持同情立场，语多修饰，记巴东王第一次打胜之后言“上又遣丹阳尹萧顺之领兵继之，子响即日将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中流下都”，给人一种巴东王胜了之后主动放下兵器的感觉。梁时的《南齐书》把朝廷第二次发兵之后的形势记得更清楚：“上又遣丹阳尹萧顺之领兵继至，子响部下恐惧，各逃散。子响乃白服降。”）
可王扬穿越之后，刘寅被王扬逼得改投门庭，以巴东王为依靠，自然不会再有告密事，又因为柳憕要亲眼看着埋伏王扬，所以孤身到乐家庄园中的偏僻小亭，以致于被蛮兵俘获，由此引来王揖查问，再由此引得巴东王心虚截杀，而截杀计划遇到永宁兵扰乱和王扬智脱，不见王揖、王扬尸体，进而导致巴东王着手准备应变。再到刘寅改投门庭让巴东王获得庐陵王积蓄的大笔金钱，底气加足，最后是王泰利用王扬供词进行刺激。
巴东王由原来时空线的被动应对，到现在的主动出击，其势已与原历史中不可同日而语。又以柳憕被抓和蛮人截杀使团为引，以蛮祸为由，扣住上佐，举起大旗，号令荆州，再加上被王揖一逼，用险出奇，大破王揖，首战立威，进而席卷郡县，势头比原历史中胜了数倍！
纵观整个巴东王谋反过程，看似步步是形势所逼，招招是巴东王自己决定，但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受到王扬这个变量的深刻影响！
翅膀挥扇之间，层层叠加，最终在荆楚大地上汇聚出一场比原本时空里更剧烈、甚至有可能改写整个王朝命运的飓风！
所以即便现在天上掉下来三册《南齐书》，也未必做得了未来命运的剧本，故而王扬的确不必遗憾没有先知，因为自他名动荆州之日起——
古月今尘，春秋笔墨，皆待重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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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关于萧衍起家官是卫将军东阁祭酒还是巴陵王法曹行参军亦或其他，学界是有争议的。关于此问题的确定也涉及到本书中此时萧衍担任的官职。把这个争议过程讲得很清楚的是何良五的《“竟陵八友”之萧衍、沈约三考》，去年刘跃进先生编的《中华文学史料》第六辑也收了这篇文章，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不过其最后结论也未必能为确论。本书还是以《梁书》的记载为基，综合何良五、庄辉明、赵以武、柏俊才考论的一部分（参《萧衍评传》、《梁武帝及其时代》、《梁武帝萧衍考略》），把起家官定为巴陵王法曹行参军，后为司徒西阁祭酒，再转卫将军东阁祭酒，再升卫将军户曹属，此时为南郡王文学。至于为什么这么定的原因就不说了，不然又得写一大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