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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4章留三分贪财好色，以防与世俗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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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的中枢系统已经被一网打尽了，高丽的王室丶宗室以及开京的贵族全都被押解到了东京汴梁城，明眼人全都能看得出来，打着解放高丽奴婢旗号的大宋，是不可能恢复旧有高丽王室的统治的。
可还是有人对此一点觉悟都没有。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金富轼。
他到了东京汴梁城后，就让王楷给赵俣上书，表示，只要大宋愿意让高丽复国，高丽就愿意成为大宋的藩属国，愿意对大宋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他还提出，如今开京城被连锅端掉，高丽失去了统治，必将天下大乱丶群雄并起，短时间内难以平定，只有将王楷君臣放回去，高丽才能在最短时间内恢复秩序，到那时，高丽就会像之前全力支持金国那样全力支持大宋，这样一来，大宋就能立即对金国发起总攻，消灭大宋最大的心腹大患。
老实说，金富轼的观点是能站得住脚的。
站在大宋的角度来看，金富轼的提议确实戳中了当下战事的痛点，具备短期推行的可行性。
眼下宋金鏖战正酣，若再分兵驻守高丽丶平定高丽地方叛乱丶收复高丽地区，必然会牵扯大宋的大量兵力。
高丽半岛山地纵横，贵族丶部族势力盘根错节，关键，高丽的中枢被大宋打掉了，那些原本依附高丽王室的旧部或地方豪强极可能割据自立，届时大宋不仅要派驻更多兵力维持秩序，还需从内地调运粮草丶军械支援，这对本就因常年对金作战而紧张的大宋国库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而若让王楷君臣复国，并成为大宋藩属国，短期好处显而易见。
其一，无需大宋耗费人力平定高丽乱象，王楷作为旧主，能最快收拢民心丶稳定地方秩序，大宋只需像金国一样，派驻少量使臣军队监国即可；
其二，高丽可即刻转化为抗金助力，按照金富轼所言，高丽既能提供粮草辎重，还能动员本土兵力从东部牵制金军，这就是此消彼长。
其三，此举可树立大宋「怀柔远邦」的形象，让周边的草原部落及日本看到大宋对藩属国的包容，削弱金国在东亚的影响力，间接瓦解金国的盟友体系。
可话又说回来，若是跳出短期战事的局限，大宋若坚持解放高丽奴婢的初衷，彻底将高丽纳入版图直接统辖，其长远优势远非让高丽成为大宋的藩属国可比。
首先，高丽半岛物产丰饶，不仅有水稻丶棉花等农业资源，还有铁矿丶硫磺等战略物资，将其设为大宋郡县，可直接纳入国家赋税体系，为对金作战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资支撑，而非依赖藩属国「看心情」的进贡；
其次，高丽的这些旧贵族此前长期依附金国，即便复国后表面臣服大宋，骨子里仍可能与金国暗通款曲，而直接统辖可通过选派大宋官员丶推行科举制度，培养忠于大宋的本土势力，从根源上杜绝「两面派」隐患；
再者，高丽地处东亚海上交通要冲，控制高丽后，大宋海军可依托其港口建立基地，北可威慑金国辽东腹地，东可掌控日本丶朝鲜半岛的海上贸易，形成对金国的海陆合围之势，彻底扭转宋金战争的战略格局。
更重要的是，解放奴婢本就是大宋出兵高丽的旗帜，若为短期利益妥协丶恢复旧高丽王室的统治，无异于失信于高丽平民和高丽奴婢。
——那些被压迫数百年的奴婢，本已看到摆脱奴役的希望，一旦旧高丽王室回归，他们极可能再度陷入水深火热，届时大宋不仅会失去高丽民心，还会让「仁政」的旗号沦为空谈，反而给金国留下「大宋与金国无异」的口实，动摇大宋在周边政权中的道义根基。
如此看来，金富轼的提议是解燃眉之急的权宜之计，而彻底统辖高丽，才是大宋长治久安丶彻底击败金国的长远之策。
赵俣君臣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关键，大宋在北方的战事，已经取得了优势，消灭金国，已经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时间的问题。
所以，赵俣理都不理高丽这些还妄想复国的人。
见赵俣都不搭理他们，金富轼等人也知道，大宋现在占尽了优势，他们高丽要是不拿出来点实实在在的好处，只怕难以让赵俣君臣回心转意。
于是，王楷君臣又主动表示，他们愿意将来到大宋的高丽女人，包括高丽王朝的王室之女丶宗室之女全都献给赵俣，除此之外，只要大宋同意高丽复国，他们就再给赵俣献上一万名高丽美人。
不得不说，王楷君臣还是有点东西的，至少他们对现在的形势看得很清楚，明白当断则断。
再者说了，如今高丽王朝的王室之女丶宗室之女以及贵族之女已经到了赵俣手上，是王楷君臣不想让她们进入赵俣的后宫就能做到的吗？
因此，王楷君臣莫不如忍下了这口窝囊气丶主动戴好这一顶顶绿帽子。
这样一来，没准还能让赵俣误以为他们窝囊懦弱难成大事不会成为大宋王朝的威胁，进而放他们回高丽，或者让他们有学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机会。
还有就是，靠女人保留其王朝的统治，是刻在高丽人骨子里的基因。
历史上，金朝建立后，迅速崛起为东北亚霸主，先后灭辽丶破宋，高丽审时度势，选择以臣服换取生存空间，而进献美人则成为双方关系的重要粘合剂。
据《高丽史》与《金史》记载，自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国至金哀宗亡国的这119年间，高丽向金朝遣使共计194次，远超同期与南宋丶西夏的交往频次。
这些使团并非单纯的政治朝拜，而是每次他们都携带数十名精心挑选的高丽美人，这些高丽美人或成为金朝皇室的妃嫔丶贵族的姬妾，或担任宫廷侍女，以柔性方式搭建起两国沟通的桥梁。
这种「美人外交」在金世宗完颜雍时期达到顶峰。
完颜雍即位后，一改此前对高丽的强硬态度，主动遣使修复关系，双方逐渐形成「规律性遣使+固定品级使者」的制度化模式。
而高丽美人正是维系这套制度的隐形纽带。她们既能为金朝皇室和权贵传递高丽的善意，也能将金朝的政策动向反馈回高丽王廷。
在高丽美人的斡旋下，金朝甚至允许高丽在金朝的都城开设「高丽馆」，专门安置高丽使节与随行人员。
等到蒙古帝国崛起后，蒙古贵族对高丽女子的追捧，几乎到了攀比成风的地步。
蒙元的达官贵人常以拥有高丽女奴的数量与质量作为身份象徵。家中女奴少丶容貌差的贵族，会被同辈公开取笑。
这种风气直接催生了蒙古对高丽女子的大规模索取。
元世祖忽必烈甚至专门下旨：「高丽国处女，必先告官登记，而后许嫁」，将高丽女子的婚姻权纳入蒙元的管控范围。
迫于压力，高丽王廷不得不颁布政令：全国十三至十六岁的女子，一律不得擅自婚嫁，需先由官府筛选，优先供给蒙古贵族挑选。
这一政策引发了高丽民间的恐慌，百姓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纷纷将刚出生的女婴隐匿起来，邻里之间也互不透露家中有女的消息。
为了满足蒙古日益增长的需求，高丽王朝专门设立了两个特殊机构：「结婚都监」与「寡妇初女推考别监」。
前者负责筛选未婚女子，后者则四处搜寻已婚妇女丶孤儿丶逆贼之妻丶僧人之女甚至罪犯的妻女，将她们强行纳入「供给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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