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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29章田野调查(第2/2页)
我把这个观察分享给陈浩，他立刻从计算角度提出了解释：“这可能是大脑在安全环境下对创伤记忆进行‘重新编码’。”
方舟知道后，专门来医院找我。看到真实的临床环境，他深受触动：“在实验室里，我们追求模型的精确；但在这里，我看到的是模型的意义。”
我们开始调整研究方向，不再仅仅关注梦境的情感特征，更关注其在心理康复中的潜在作用。
最难忘的是遇到一位老教授。他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至今仍会梦见被批斗的场景。
“六十多年了，从来没有停止过。”老教授平静地说，“但我学会了与它们共存。”
访谈结束时，他忽然问我：“年轻人，你们研究梦境，是为了消除噩梦吗？”
这个问题让我愣住了。我们一直在追求“治愈”，但也许对某些创伤来说，“共存”才是更现实的目标？
那天晚上，我在值班室和弗洛伊德老师长谈。
“在你们的时代，会怎么帮助这样的患者？”
“我们会尝试通过自由联想和释梦，找到创伤的根源。”他停顿了一下，“但有些创伤太深，无法真正‘治愈’。有时候，帮助患者理解并接纳自己的痛苦，就是最好的治疗。”
这个认知让我对心理学有了更深的理解。它不仅是科学，更是艺术；不仅要理解规律，更要尊重个体。
田野调查的最后一周，我们尝试了一个大胆的实验：邀请几位病情稳定的患者参与简化版的DEEM测试。
结果令人振奋。他们的梦境数据显示出独特的模式——情感强度极高，但情感调节能力很弱。这个发现为针对性治疗提供了可能的方向。
离别那天，王医生对我说：“谢谢你这些日子的工作。很多时候，研究者来了又走，但患者一直在这里。希望你们的研究最终能真正帮助他们。”
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我心里。回学校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我们的研究，到底是为了发论文，还是为了帮助像李师傅、老教授这样的人？
“不必二选一。”弗洛伊德老师仿佛看穿我的思绪，“好的研究应该既能推进科学前沿，又能造福人类社会。”
回到实验室，陈浩和方舟立刻围上来。听完我的见闻，陈浩若有所思：“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模型的评价标准。准确率很重要，但临床实用性更重要。”
方舟则开始修改算法：“也许可以加入一个‘康复进度’的维度......”
这次田野调查像一次洗礼，让我们的研究从象牙塔走向了真实世界。我知道，从此以后，我们写的每一行代码，设计的每一个实验，都将带着那些患者的面孔。
科研不再只是追求真理，更是承担责任的开始。而这条路，因为有了这样的重量，才显得更加值得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