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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鲁定公十年的春日，孔子在杏坛为弟子讲学。阳光透过杏林洒在竹简上，将 “关雎” 二字照得透亮。他手持《诗经》竹简，拇指按在 “鸠” 字的竹节处，高声诵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声音清亮如玉石相击，尾音带着洛邑方言特有的微扬。子路忍不住用鲁国曲阜的土话问：“夫子，乡音多亲切，为何偏用这拗口的调子？” 孔子放下竹简，望向远方的伊洛平原方向 —— 那里是周天子所在的王畿，也是雅言的发源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论语?述而》记载的这句箴言，像一缕清泉，流过两千五百年的语言长河：“雅言” 不是简单的标准语，而是文化传承的载体；“《诗》《书》执礼” 用雅言，不是刻板的形式，而是对经典与礼仪的敬畏。这种对语言规范的坚守，藏着儒家 “正名” 的密码：语言的统一是思想统一的前提，正如《礼记?中庸》“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规范的语言能确保文化的准确传递。从孔子的杏坛诵读到当代的普通话推广，这种 “雅言传经典” 的精神始终是文明的纽带。
一、雅言：春秋时期的 “通用语”
“雅言” 在先秦文献中，是与 “方言” 相对的概念。“雅” 通 “夏”，《尚书?禹贡》将中原地区称为 “夏”，《说文解字》“夏，中国之人也”，故 “雅言” 即 “夏言”，是夏商周三代在王畿地区（今河南洛阳一带）形成的共同语。西周时期 “普天之下莫非王臣”，雅言随礼乐制度推广至各诸侯国，成为官方活动的通用语言；春秋时期 “礼崩乐坏”，诸侯割据导致 “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序》），雅言的地位才逐渐动摇。
1954 年河南洛阳中州路西周墓葬出土的青铜礼器 “矢令彝”，铭文记载 “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其中 “王令”“尹三事四方” 等术语，与《尚书?周书》的用词完全一致，证明西周时期确有统一的官方语言（雅言）。这种语言在语音上 “清浊分明”，词汇上 “称谓固定”，语法上 “句式规整”，与各地的方言形成鲜明对比。
孔子所处的鲁国，虽有自己的方言（“鲁语”），但作为周公封地，保留了较多周室礼乐传统，雅言使用更为普遍。《礼记?王制》记载 “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翻译官 “寄”“象”“狄鞮”“译” 的存在，证明方言差异已严重阻碍交流。孔子周游列国时，从鲁国（今山东曲阜）到卫国（今河南淇县），从陈国（今河南淮阳）到蔡国（今河南上蔡），若不用雅言，便难以与各地士人沟通 —— 某次在卫国，他用雅言与蘧伯玉谈论 “仁政”，对方赞叹 “夫子之言，如钟鼓之音，清越可辨”（《孔子家语?贤君》），正是雅言的沟通效果。
“雅言” 的语音系统可通过《诗经》的押韵规律推断。《诗经?周南?关雎》“鸠、洲、逑” 同属 “幽部” 韵，《邶风?燕燕》“远、远、缓” 同属 “元部” 韵，这种跨地域诗歌的统一押韵，证明存在共同的语音标准（雅言）。现代音韵学研究发现，雅言的声母系统较简单（约 20 个），韵母分阴声、阳声、入声三类，声调可能只有平声和入声两种，这种简洁性使其易于在不同地域传播。
词汇方面，雅言对 “礼器”“官职”“伦理” 等有固定称谓。如 “鼎” 在雅言中特指祭祀用的三足礼器，而齐国方言称 “镬”，楚国方言称 “鬲”；“君” 在雅言中是对诸侯的尊称，方言中可能用 “公”“侯” 等替代，易造成混淆。孔子在《论语?子路》中强调 “名不正则言不顺”，雅言的规范正是 “正名” 的基础 —— 语言统一才能概念清晰，避免误解，正如《周易?系辞》“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统一的语言能 “鼓天下之动”，推动文化传播。
对比 “方言” 的地域性，更显 “雅言” 的文化意义。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如楚国方言 “扈” 指 “被”（《楚辞?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 指 “串联”（“纫秋兰以为佩”），具有独特的文学表达；而雅言是中原文化的共同载体，承载着礼乐传统。孔子用雅言讲授《诗》《书》，是为了让来自各地的弟子（如鲁人颜回、卫人子贡、宋人司马牛）都能准确理解经典，这种 “求同存异” 的语言策略，使儒家思想能突破地域限制，成为影响深远的学派。
二、《诗》用雅言：情感共鸣的通用密码
《诗经》作为 “五经” 之一，是孔子教学的核心内容，他曾告诫儿子孔鲤 “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将《诗》的语言视为立言的基础。这部收录 305 篇诗歌的总集，来自十五国（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风” 是各地民谣，“雅”“颂” 是王室乐歌，若用方言诵读，会破坏其韵律和意义，故孔子 “诵《诗》三百，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这里的 “音” 便是雅言的音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