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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运气好。”裴瑜谦虚地说。
“运气？连续几次都准，这还能叫运气？”另一位领导笑着说。
裴瑜并不担心这些分析被有心人听去后会产生什么影响，全球经济是历史大势所趋，个别人的力量根本改变不了它的运行方向。
裴瑜在国际经济分析方面的独到见解，很快就成了各大部门领导们最爱听的保留节目。
每次饭局上，只要她开始分析海外经济形势，在座的领导们都会不自觉地放下筷子，全神贯注地听她讲解。
1986年底的华国，正面临着严峻的外汇危机。此时全国的外汇储备只有可怜的20.7亿美元，这点钱连支付几个月的进口货款都不够。
更糟糕的是，年内的贸易逆差高达119.6亿美元，而1985年的逆差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49亿美元。连续两年这么大规模的贸易逆差，把国家的外汇储备都快掏空了。
而华国上下对外汇的需求只增不减，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工厂嗷嗷待哺，都眼巴巴地等着外汇来进口先进设备、引进关键技术、偿还国外贷款。
可此时华国的出口产品以农产品、矿产品这些初级产品为主，附加值低得可怜，根本赚不到多少外汇。于是“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多创外汇”成为了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
但问题是，八零年代的华国对西方世界的商业规则和金融体系几乎一无所知。参与经济决策的干部们，要么是贫下中农出身，要么是功臣后代。
除了极少数领导曾经出国考察过，三四十岁以下的干部中，见过市场经济真实模样的凤毛麟角。
就连相关的书籍资料都极度匮乏，能找到的几本也大多是经过加工的二手信息。饭局上裴瑜就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些处长会如获至宝地捧着一本外国企业家的传记，把它当成管理学的圣经来研读。
在某次饭局上，裴瑜被介绍给了国储局的干部。这次饭局的规格明显更高，地点选在了国宾馆。
裴瑜跟着厉以宁教授走进了一间包厢。包厢里已经坐着几位气度不凡的中年人，为首的正是国家物资储备局的孙局长。
厉以宁教授热情地做介绍：“孙局长，这位就是我跟您提过的裴瑜同学。裴瑜啊，这位是国家物资储备局的孙局长。”
裴瑜刚要问好，坐在孙局长旁边的一位面容精干的中年人就笑着插话道：“小裴同志，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国储局在期货市场上也是摸爬滚打好几年了。说起来，我们可是国内最早接触期货的单位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