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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超过2000字，审查标准就会直线上升。期刊的版面是有限的，每一页都价值连城，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让长篇大论占据宝贵空间。
而《Economic Journal》这样的顶级刊物，里面的论文动辄上万字，每一篇都是作者呕心沥血之作。这些重量级的研究往往需要耗费学者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心血。
裴瑜虽然借助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大大缩短了研究周期，但按照正常进度，这样的课题至少也需要一两年的深入研究才能完成。
她确实写出了一篇分量十足的论文，可万一被退稿了呢？她一个刚上大学的华国本科生，难道还能去跟世界顶级期刊的编辑部理论不成？人家退你的稿需要理由吗？根本不需要的。
《Economic Journal》这样的顶级学术期刊，即便是在哈佛、牛津、剑桥这些英美顶尖高校里，能够在这类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研究生也是凤毛麟角。
其他英美普通学校的博士生们从入学第一天起，就把目光牢牢锁定在这些顶级期刊上，但真正能够如愿以偿的却寥寥无几。
八零年代的全球学术格局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翻开任何一本经济学顶级期刊，超过80%的版面都被英美学者占据。
剩下的那点空间，要供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争夺。这些幸运儿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在英美高校任职，要么就是与英美研究机构有合作关系的学者。
纯粹的本土学者想要在这些期刊上发表文章，简直是痴人说梦。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学者来说，这个挑战更是难上加难。他们不仅要克服语言障碍、研究方法上的差距，还要面对学术圈根深蒂固的偏见。
对于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普通学者来说，即便日复一日地泡在办公室里啃着干粮，耗费两三年、三五年，乃至二三十年的光阴，也未必能在《Economic Journal》这样的顶级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
即便他们的研究再出色，也常常因为“数据来源不够权威”或“研究方法不够新颖”这样的理由被拒之门外。
“嘶啦——”
裴瑜小心翼翼地撕开了信封，抽出了里面的信纸。
纸质出奇的好，摸起来光滑细腻，她在86年的华国很少能见到这种质感的纸张。
她轻轻抖开信纸，一页一页仔细阅读，心跳渐渐平稳下来。
编辑部只要求她对论文进行一些小修改，这几乎等同于告诉她：你的论文被录用了。
在学术圈摸爬滚打的人都知道，编辑部的修改要求分为“小改”和“大改”，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大改”意味着审稿人对论文的整体结构都提出了质疑，虽然说明核心内容还有价值，但需要作者伤筋动骨地重写。
而“小改”就简单多了，通常只是修补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补充某个数据，或者解释某个概念。
至于“说明问题”，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有时候三言两语就能解释清楚，有时候却可能越解释越难过稿。
最让人头疼的莫过于“大改”。因为一旦论文结构要调整，几乎等于重写一篇新论文。就算你按照要求改了，审稿人可能还是不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