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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章：三语碑铭（至元二十六年?和林南城门）
和林南城门的空地上，整块青灰色花岗岩碑石已立起三丈六尺高，石质采自克鲁伦河与黄河交汇处的 “共生岩”—— 这种岩石兼具草原青石的坚硬与中原麻石的细腻，敲击时声如青铜钟，与《考工记》“碑石需声清者” 的标准严合。采石队首领、蒙古千户阿古拉用象牙尺丈量碑体：“宽一丈二尺，厚三尺三寸，” 尺寸按 “天子九鼎” 的倍数缩减，“符合‘监国法典碑’的等级规制。”
西域工匠纳西尔丁带着波斯测石仪检查石质，仪器的铜制指针在碑面滑动，记录岩石密度：“每立方尺重一百八十三斤，” 与他从撒马尔罕带来的《石谱》对照，“无裂隙、无砂眼，” 适合长期露天镌刻。汉人石匠王福抚摸碑面的天然纹理：“这石纹如江河汇流，” 恰好划分蒙文、汉文、波斯文的刻区，“是天意要三语同碑啊。” 碑石底部已用生铁固定，基座嵌入七块磁石，与符牌库的磁石同规格，防止人为撬动。
刻碑工匠按 “蒙三汉三西域二” 的比例组成团队，蒙古工匠擅长圆转的八思巴文，他们的刻刀为狼首形，刀头弧度与蒙古文的 “竖钩” 笔画严合；汉人石匠精于方正的汉文篆隶，用平口刻刀，刀刃宽度精确到二分，与《说文解字》的 “字距一寸” 标准吻合；西域工匠熟悉波斯文的曲线，刻刀如新月，刀柄嵌绿松石，与伊尔汗的碑刻工具同模。
耶律铸主持工匠誓师仪式，他将《双纹大扎撒》拓片供奉于香案：“刻错一字罚俸半年，” 他的目光扫过工匠们的刻刀，“蒙古文需依宗正府范本，” 汉文参照大都国子监拓片，“波斯文按西域太史院译稿，” 三者需逐字核对。老石匠巴图（蒙古）的祖父曾参与成吉思汗的 “扎撒碑” 镌刻，他将祖传的《刻石要诀》与汉人王福的《篆隶笔法》对照，在桑皮纸上画出三语共用的字格。
碑阳的蒙古文由宗正府笔帖式现场书丹，他用狼毫笔蘸朱砂，在碑面打格：每字方格三寸见方，行距一寸，与《大扎撒》原典的版式一致。“‘虎臣监国’条需加重描，” 笔帖式的手腕悬起，朱砂在石面留下浓重笔触，“这四字要刻深三分，” 比其他条文深半分，凸显其核心地位。蒙古工匠巴图执刀跟进，他的刻刀沿着朱砂痕迹游走，石屑簌簌落下，每道刻痕都与范本拓片比对，确保笔画的弧度误差不超过半厘。
刻至 “忽里台大会” 条款时，巴图突然停刀：原典蒙文 “千户” 的尾钩应长七分，而笔帖式误书为五分。他立即禀报耶律铸，经核对宗正府存档，确为笔误。“改！” 耶律铸的议事槌轻敲碑座，“宁可慢三日，不可错一字。” 巴图用细砂磨去错痕，重新镌刻，额头的汗珠滴在碑面，与朱砂混在一起 —— 这处修改后来被史官记入《和林金石录》，成为 “刻碑严谨” 的例证。
碑阴的汉文由汉人路府官王恽书丹，他采用 “八分隶书”，字体方正庄重，与汉代《张迁碑》的风格呼应，却在笔画转折处融入蒙古文的圆转，使 “法”“监” 等字更易被草原民众辨识。“‘同罪同罚’四字要大，” 王恽对汉人石匠李三叮嘱，“让往来商旅都能看清。” 李三的刻刀是祖传的 “平口十三锋”，刀刃薄如蝉翼，能刻出汉文特有的 “蚕头燕尾” 笔画。
汉文碑刻最复杂的是 “度量衡换算” 条款，需将蒙古 “羊单位”、汉地 “石斗”、西域 “曼” 统一标注。李三特意在 “亩纳三升” 旁刻小注：“一升合蒙古‘二捧’，西域‘半曼’”，并用细线连接对应的蒙文、波斯文条款。萧虎来查验时，用象牙尺测量字距：“汉文行距需比蒙文密半寸，” 汉字笔画繁密，“否则显得拥挤。” 李三立即调整，确保三语版面匀称美观。
五、碑侧波斯文：西域译介的精准转换（波斯文碑刻规范与跨域沟通）
碑侧的波斯文由西域太史院译官纳西尔丁亲书，他的书法融合波斯 “纳斯赫体” 与蒙古文的竖笔特征，字母的曲线流畅如丝绸，与撒马尔罕的 “旭烈兀碑” 风格一致。“‘虎臣’译为‘????? помощник’（苏丹辅臣），” 他向工匠解释，“需兼顾草原与西域的理解习惯。” 西域工匠阿里用特制的弯刃刻刀，刀头如新月，能精准刻画波斯文的连笔字母。
波斯文条款的难点在于法律术语的转译，如 “怯薛军” 需译为 “??? ?????”（护卫军），又要保留蒙古特色。纳西尔丁带来西域的《法律词汇对照表》，每译一词都与萧虎、耶律铸会商：“既要准确，” 萧虎指着波斯文的 “监国”，“又不能让西域使者误解权限。” 最终确定的译法刻在碑侧，下方用小字注蒙古文原词，形成 “波斯文 - 蒙古文” 对照，便于多方核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