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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万历皇帝心情正好，没让他等补缺，直接安排进南直隶户部做主事。
天启年间他官运亨通，一路从知州升到知府，顺风顺水。
只是在明亡前，他还没熬到尚书级别的高位，自然接触不到文官集团与皇帝那些深层的权力博弈细节。
皇帝驾崩、年号更改本是常事，可这次年号更替竟没通传天下，在马士英看来只有一种可能：
新皇帝与前朝皇帝并非一脉相承——
这分明是改朝换代的迹象！
他会认定朝廷已经投降，并非凭空臆想。
崇祯末期的朝堂早已被东林党把持，陈演被戏称“不做事阁老”，魏德藻是“纸糊阁老”，个个尸位素餐。
都察院为了排挤他，竟把堂堂兵部右侍郎、五镇总督调去徐州管旧城清淤！
手下无可用之兵，职权被架空到这种地步，难道不是朝廷已被奸人掌控的明证？
高杰在一旁听得心头发紧，暗自嘀咕：若是当年那个追得自己上天入地的仇人当了皇帝，自己哪还有活路？
邢夫人白了他一眼，冷笑道：
“真要是那人登基，你还能活到今天？
咱们当年在山西做总兵，为何要逃到徐州？
还不是被他追得无路可退？
从去年三月到现在十月，十九个月过去了，以他的性子，能允许咱们移镇扬州？”
高杰顿时恍然大悟——
龙椅上坐着的绝不可能是那个睚眦必报的人。
马士英也回过神来，可新的疑问又冒了出来：
紫禁城里那位用“乾德”年号的皇帝，到底是谁？
崇祯皇帝确实算不上明君，性格多疑又刚愎自用，尤其爱听东林党人的空谈，对监军太监的汇报更是深信不疑。
他对地方官员、总兵的了解，大多来自监军的一面之词。
就像晋商多年走私资助后金，监军明明参与其中，却从未有人向崇祯揭发；
可对那些不肯行贿的官员，监军们有的是手段罗织罪名、打击报复。
这般朝政乱象，也难怪马士英会误以为大明早已覆灭。
马士英的遭遇便是这朝政乱象的鲜活例子。
崇祯五年，他刚被任命为佥都御史巡按山西，上任未满一月，就被指控冒领公款数千两贿赂朝中重臣，事发后直接被流放南京。
这事细究起来颇为蹊跷：
巡按并非布政使，压根没有直接经手公款的权力，公款流转也从不经过巡按之手。
偏偏是监军站出来告发，不仅数额说得凿凿，连“贿赂重臣”的细节都言之凿凿。
更耐人寻味的是，同一年宣府巡抚沈棨因查获晋商走私案，反被罗织贪腐罪革职，还牵扯出包括内阁大学士周延儒在内的十七名官员——
而马士英被控行贿的“重臣”，正是周延儒。
沈棨案爆发后，周延儒遭温体仁等人弹劾，次年便“以病乞归”，崇祯毫不犹豫地免了他的首辅之职。
这背后的政治倾轧与利益纠葛，早已写满了朝堂的每一处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