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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多知原历史中,马士英在《明史》里被钉在“奸臣”的标签上。
可后世总有不同的评判角度:
若论忠奸,不妨看敌人的态度——
若敌人必欲除之而后快,此人多半绝非奸佞。
马士英恰恰是清军最想除掉的南明朝廷重臣。
他始终认为大明亡于“东林党”的空谈误国,因此在朝中极力排挤东林党人;
后来那些投降清廷的东林党人更是直言:
“欲破南明,必先除马士英!”
多尔衮也看得明白,若让马士英主持南明军务,中兴未必无望。
清军对他恩威并施,许以高官厚禄,可这个出身贵州军将世家的小老头,骨头却硬得像铁,宁死不肯做逆臣,最终在两年后随弘光政权一同殉国。
只是后来东林党人主修《明史》,将弘光朝廷的覆灭归咎于他“贪权误国,打压忠良”,这顶奸臣的帽子,便戴了数百年。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马士英在东林党眼中之所以是“奸臣”,或许与他的知己好友阮大铖脱不了干系。
这位阮大人确实名声狼藉,早年投靠“阉党”,对东林党人百般构陷打压;
魏忠贤倒台后,他在崇祯二年被革职罢官,彻底失势。
直到后来,他与马士英一同拥戴朱由崧建立弘光政权,才算重掌权柄。
二人将文武大权揽入怀中,对东林党中的忠臣良将展开疯狂报复,手段狠辣,阮大铖的“奸臣”之名,倒是名副其实。
更令人不齿的是,据说他因孝庄太后喜爱其编撰的传奇故事,竟与马士英演了一出“假投降”的双簧,最终双双殒命于杭州府。
消息传来,东林党与复社之人无不拍手称快,奔走相告。
也正因如此,他们二人在东林党主导的史书中,被牢牢钉在了“大奸臣”的耻辱柱上。
邢夫人看着仍在失神的马士英,心里不禁犯嘀咕:
马大人莫不是失心疯了?
大明明明好好的,皇帝也安稳在位——
虽说皇帝具体怎么样她不清楚,但眼前的调令写得明明白白,年号是“乾德元年”。
她总算反应过来关键所在:
崇祯年号止于十七年,而大明皇帝的年号向来是终身制,无论在位多久都只用一个年号,年号更替的唯一原因,只能是先帝驾崩。
马士英先前怕是把“乾德”当成了新朝年号,以为崇祯皇帝早已不在,大明早已覆灭。
更让她琢磨出些门道的是文书细节:
兵部调令一般不会加“大明”二字,只有圣旨才会写明“大明乾德元年”。
这规矩的由来,还是当年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角力的后遗症——
万历皇帝在文书中加“大明”二字,意在强调“朕即国家”;
文官集团却坚持不加,暗指“天下非朱家一人之天下”。
后来天启皇帝任用阉党,却没深究这层关节,便将这习惯延续了下来;
到了崇祯时期,皇帝事必躬亲,连朝堂行文都亲自过问,反倒没人再留意这些细枝末节。
偏偏马士英对这些旧例敏感,见调令上“大明乾德”四字,才惊觉自己先前的猜测全错,巨大的情绪落差让他瞬间崩溃。
马士英是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出身武将世家却转做文职。